心似狂潮曲沃晋侯墓发现的诗经学意义-学术交流

发布时间: 4年前 (2017-10-31)浏览: 121
曲沃晋侯墓发现的诗经学意义-学术交流
于文哲
(山西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西 临汾041004)
[摘要]自1979年始,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曲沃县展开了持续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并确定了西周时期历代晋侯的墓葬,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近百件之多,堪称世纪之交我国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一次重大发现。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发现却没有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曲沃晋侯墓地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以墓地出土的实物与铭文作为研究资料,将其与传世典籍与相关出土材料相结合,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有助于解决《诗经》研究史上有关《唐风》与《魏风》的一系列疑难问题,具体包括晋、魏的地理位置与《唐风》《魏风》的命名,晋魏文化与宗周文化的渊源关系及“尚武”特征的形成,《毛诗序》附会历史解说《唐风》《魏风》的可信性问题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唐风》《魏风》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文学特色,从而拓展和推动《诗经》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晋侯墓;出土文献;《诗经》;《唐风》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9-0178-06
《诗经》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诗经学也是学术史上的显学。《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成绩,尤其是20世纪,由于新学术理念与范式的引进与应用,使《诗经》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龙飞不败,到了21世纪,《诗经》研究在理论思维与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已经显现出后继乏力的趋势,对传世文献竭泽而渔式的整理与研究也很难取得新的突破。要推动《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研究难题,仅靠理论创新和传世文献的整理,仅靠对《诗经》文本的研究显然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土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自20世纪王国维先生确立“二重证据法”研究范式后,甲骨文、金文资料,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简帛等出土文献不断为《诗经》研究提供重要材料,极大地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发展,不但提供了重要的《诗经》作品异文、前所未见的逸诗作品等,也引发了对《诗经》文本的成书、体制、功用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其所涉及的出土文献不仅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文字文献,也应包括遗址、墓葬、器物等非文字的考古材料,这些非文字文物材料属于广义的出土文献,同样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与文字文献一起推动《诗经》研究的新进展。
晋南地区不但是《诗经》孕育与繁荣之地,也为《诗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出土文献支撑。自1979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曲沃县的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遗址、羊舌墓地遗址开展了持续近30年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并确定了西周时期几乎所有晋侯的墓葬,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近百件之多,引发了古典学界的强烈轰动,包括欧美汉学界在内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界都参与到相关的热烈讨论之中,掀起了一轮研究热潮,为西周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拓展出一片全新的领域。曲沃晋侯墓所提供的材料,对《诗经》研究中一些长期困扰人们,聚讼两千余年仍得不到解决的历史疑案,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将《诗经》文本与晋侯墓地出土文献对比互证,可证实或推翻前人的一些判断和假设,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为《诗经》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条件。遗憾的是,这一堪称我国考古、历史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却没有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许多从晋侯墓葬中出土的与《诗经》研究相关的材料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利用,其所具有的重要文学史价值还未得到深入发掘,在该领域存在着较为广阔的研究发展空间。本文即着眼于此,试图将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以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实物与81件有铭青铜器铭文作为间接的文学研究史料,结合传世典籍与相关出土研究材料,具体分析曲沃晋侯墓地的发现对解决《诗经》研究史上有关《唐风》与《魏风》的重大疑难问题,以及其对研究西周时期今日晋南地区的地域文学、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既可以丰富我们对《诗经》的全面认识,也可以拓展和推动晋南地域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多重的学术意义。
在《诗经》研究史上,历代学者关于《唐风》《魏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晋、魏诗的命名与地望汪林林,晋、魏文化渊源与特征,《唐风》《魏风》作品题旨等几个方面,本文拟利用晋侯墓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展开相关探讨。
一、《唐风》《魏风》的命名与地望问题
历代《诗经》学者对“唐风”何以名“唐”以及“唐”“晋”地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唐风”为何不名“晋风”,毛传《小序》解释说:“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思深远,俭而有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按照这种解释,“唐”是传说中五帝之一唐尧立国的故地,西周开国之初,周公灭唐,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之子燮父迁于晋水,唐由是改名晋。称晋诗为唐风,是因为晋地保存了唐尧时代的淳朴民风本福斯特,有沿用旧号,追本唐尧遗风之意。但对于“唐”在何时、因何种原因改称“晋”,历史上存在较大争议,而这一争议产生的根源在于对唐、晋的地理位置存在较大争议。自东汉班固、郑玄开始,学者们多认为晋国国都曾多次大范围迁徙,而晋国的初封地在今日晋中地区的太原。如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认为晋国的初封地在太原晋阳,郑玄《诗谱》也认为唐地在太原晋阳:“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乃叔虞子燮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班、郑的观点影响甚大,成为主流认识,杜预、郦道元、朱熹、陈奂、雷学琪等都持此说。同时,历史上也有晋都晋南的观点,司马迁《史记·晋世家》最早提出“唐在河、汾之东”说,但影响力远不及前者。这两种说法同时存在给人们的认识带来很大混乱,对《诗经》和《唐风》研究造成严重困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遗址、羊舌墓地遗址展开的考古发掘,彻底推翻了有关晋国初封地的传统认识。陆续发现并确定西周时期几乎所有晋侯的墓葬,确认了《史记·晋世家》所载西周时期全部九代晋侯,包括第一代晋侯燮、第二代武侯宁族、第三代成侯服人、第四代厉侯福、第五代靖侯宜臼、第六代釐侯司徒、第七代献侯籍、第八代穆侯费王、第九代文侯仇等九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这一事实,可以推断晋国的都邑就在曲沃附近,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疑难。除墓葬外,出土的实物也提供了重要证据。如晋侯墓中出土的文王玉环,其上“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大战贾人”的铭文,为晋国初封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说明“唐”的地理位置正在晋南,而非晋中的太原地区。特别是晋侯墓出土的《廿八祀簋铭》“王命唐伯侯于晋”,更可说明“唐”与“晋”应是同一个地方,“晋”由“唐”而来,其国都自西周初年开始300余年未曾迁徙,《唐风》的地域就在以曲沃一带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从而在历史上首次真正解决了这一历史疑难问题。邹衡先生认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九公,历时共370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之天马-曲村遗址。”[1]毫无疑问,西周晋都的确定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对于《诗经》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否定了历史上关于晋都太原的传统主流观点,也最终确定了《唐风》的诞生地。由此,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可获得解决。《汉书·地理志》评价晋南地理环境对《唐风》《魏风》的影响说:“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篇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从地理上看,晋南地区在自然环境上属于多山少林、耕地狭小、土地贫瘠的地区,自古就有节俭的生活习俗,加之处于周边少数民族包围之中,战争频发,这决定了晋人“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的忧患意识以及“职思其居”“好乐无荒”的勤俭性格。反映在《唐风》中,表现为抒发忧思感伤情绪的作品占了大多数,悲凉凄怆成为作品的风格基调。由于晋国僻处远离西周政治核心地区的晋南,在西周时期仅为等级较低的甸服小国,如《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之言:“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也金甜甜,其能久乎?”按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晋国诸侯虽为周之同姓近亲,在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地位,受制于严格的礼制规定,普遍具有相对节俭的生活作风。但过度的节俭,又往往导致吝啬与贪婪的守财奴性格,《唐风》中的《山有枢》等讥刺的就是这类“甚啬爱物,俭不中礼”的国君陈超尉。此外,由于《唐风》地望的确定,《采苓》一诗中言及的“首阳之巅”也可得到更准确的理解,历史上出现的五种关于“首阳”位置的争论也可就此平息。因此,联系晋南的地域特征,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风》的思想和文化内涵阎默涵。
对于《魏风》的地望及唐、魏关系问题,历史上也存在争议。《汉书·地理志》和郑玄《诗谱·魏谱》均认为魏为“在晋之南河曲”的姬姓侯国,春秋初期为晋献公所灭。而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则根据《魏风》中出现的“公行”“公路”“公族”皆为晋国官职,因而怀疑“魏风”是晋地之诗,怀疑《魏风》实际上也是《唐风》的一部分。晋侯墓的发现以及近年来在晋南地区陆续发现的一系列西周国族,如浮山县的桥北村商人遗址、平陆县张店镇虞城遗址、绛县横水倗氏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等,说明西周时期的晋南地区存在着众多独立的国族,而晋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日曲沃、翼城一带汾浍之间的狭小地域内。作为西周初期受封的姬姓晋、魏二国,虽然晋国在献公之世最终灭掉魏国,尽有其地,但在西周时期,晋国显然还无能力支配魏国,晋、魏应属两个独立的侯国。由于与晋国的地理位置接近,魏国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以及民俗、民风与晋国大体接近,朱熹《诗集传》说魏地“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只不过与晋国相较,魏国更加弱小,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郑玄《诗谱》说魏国“其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国人忧之”张雅卓。《魏风》的作品,大多是在严重的危机意识作用下产生的,作品中充满了政局动荡、恐惧不安的心灵忧患以及对当政统治者贪婪聚敛的不满和讥刺。确定《魏风》与《唐风》的关系,对我们认识《魏风》的思想内涵与文学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二、《唐风》《魏风》的文化渊源与特征
《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晋国所在的唐地,原本是戎狄民族活动杂居的地区,分封给唐叔虞后,采用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灵活的分类治理策略,即以夏代行之有效的政策治理周人,而以戎狄原来实行的政策治理戎狄等部族。同时,该地区又是上古时期唐尧部族活动的地方,遗留着古老的风俗习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春秋时期吴季札观乐,评论唐地音乐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因此,《诗经》学者多注意到《唐风》《魏风》与晋南尧舜文化乃至与北方戎狄文化之间的关系重生法医,而对其与宗周王室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晋国地处唐尧故地,同时陷于戎羌民族的包围之中,文化上表现为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特征,其中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宗周文化。晋侯墓地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主要有唐尧文化、宗周文化、北方戎狄文化等三种文化类型。在三种文化传统之中,宗周文化对晋国的影响显然更为根本,这从晋侯墓出土的大量具有宗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以及这些器物所反映的与宗周文化近似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就可得到证明。近来清华简文献《耆夜》载有周公所作《蟋蟀》一篇,与《唐风》中的《蟋蟀》相比较,仅在个别词语及顺序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二者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这更说明在宗周与晋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始终处于各戎羌民族的包围之中的现实环境以及经常性的安全问题和战争威胁,迫使晋国不断加强军事实力,同时也造成了晋国好战尚武的社会风气,晋国军队以善战骁勇闻名于诸侯间。在各诸侯国中,晋侯追随周王参与军事行动最多。晋侯墓地出土的《违甗铭》《晋侯铜人铭》(厉侯或靖侯时期)《晋侯苏钟铭》等金文文献提醒我们,作为与宗周同姓的晋国,从第一代晋侯燮父开始,均以服从周室、兴兵勤王作为首要职责,先后参与了昭王时期的南伐荆楚、厉王时期的东伐淮夷、平王时期的平叛东迁等几次较大的战役。铸造于楚都丹阳的楚公逆编钟出现在晋穆侯墓中,也很可能与晋楚之间的战争有关,很可能是晋侯对楚战争的战利品。特别是《晋侯苏钟铭》三百五十字,详细叙写了晋侯苏随从周王讨伐东夷的激烈战斗过程,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激烈,显示了晋国君主和将士在作战中的勇敢和顽强以及周王对于晋国军队的依赖和信任。这种情况发展到西周后期,晋国更成为周王室严重依赖的力量,晋文侯甚至左右了周王的废立,晋国也从一个偏远的小国发展为军事大国,最终成为春秋诸侯国中最大的霸主。
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对我们了解《唐风》中的征役诗秦直碧,进而对了解晋文化的“尚武”特征以及战争对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张嘉蓉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反映在《唐风》中,便是《蟋蟀》《鸨羽》《陟岵》等作品中充满了下层人民“役车其休”“王事靡盬”的感叹。频繁的战争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与不安,《葛生》小序称:“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郑《笺》:“夫从征役,弃亡不反,则其妻居家而怨思”。《葛生》一诗表现了丈夫从军身亡,妻子睹物思人,对亡夫的思念与哀伤的痛苦心境:“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鸨羽》小序称:“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方玉润也认为该诗“刺征役苦民”。在这首诗中,作者苦于无休止的战争和劳役,无法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担忧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在万般无助的情况下,痛苦绝望地对上天发出了悲惨的呼告:“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频繁的战争造成了青壮人口的减少,对下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杕杜》反映了人民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的感伤痛苦情绪。《唐风》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反映了晋国民众受困于战争的悲惨处境。
与《唐风》近似,《魏风》同样表现了魏国人民因战争而遭受的痛苦。相比于晋国,魏国只是一个小国,与大国相邻,随时有亡国之忧何晴近况,战争的负担也就更为沉重,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困苦。如《陟岵》一诗,据毛传小序:“孝子之行役也,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郑玄笺:“役乎大国者鞠知延,为大国所征发。”该诗表现魏国的青年被邻近“大国”征发外出征战,思念家人的痛苦心情。作品没有直接描写征人对家人的思念,而是通过想象家人对征人的思念来反衬:“行役夙夕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将频繁的战争使魏国下层普通民众深陷苦难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晋、魏诗中的所谓“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蚂蚁战车,“忧思深远”特色的形成,不能不说与下层民众的战争苦难有着重要关联。
三、《唐风》《魏风》具体作品的写作题旨
经史互证是传统的《诗经》研究方式,以毛诗《小序》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多附会历史情节以解《唐风》,将全部作品均视作针对历代晋国国君(始自僖公终于献公)的政治讽刺诗或政治赞美诗。毛传的这种解诗方法,宋代以来已招致诸多《诗经》研究者的批评,现代研究者更提出了许多有力证据,晋侯墓地的出土文献也再一次证实了古今学者质疑毛传的合理性。
以《唐风》的首篇《蟋蟀》为例。对于《蟋蟀》,汉代的四家无异义,都以“刺俭”来解说,认为作品是对俭吝的晋僖公的讥刺。晋僖公即《左传》中的晋僖侯、《史记》中的晋釐侯。毛传谓:《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据《盐铁论·通有》所载齐诗之说,心似狂潮亦认为“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孔子曰:‘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史记·晋世家》:“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嗇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郑玄《诗谱·唐谱》亦曰:“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闵智贤。”除《蟋蟀》外,据《文选·西京赋》薛综注引“鲁诗”的观点,亦以《山有枢》为“刺晋僖公不能及时以自娱乐”。然而,从具体作品中,读者却很难感受到讽刺之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仅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等句,虽然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感叹以及由此萌发的及时行乐思想,但作者随即以“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无已大康王晴川,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等句,表现了拒绝沉沦,自我警戒的意识,传达了作者以“良士”为榜样,戒骄戒躁、节制谨慎、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蛇王你好坏,全诗的格调和讥刺“俭不中礼”无法联系。近日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耆夜》,其中也有一篇同名作品,通过比较这两篇《蟋蟀》可知,虽然简本与传世本在个别词语及顺序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但二者的基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均表现出戒骄戒躁、节制谨慎、珍惜时间等积极的思想意识,更可以确证《唐风·蟋蟀》的主旨绝非“刺俭”。晋侯墓地出土的金文文献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蟋蟀》的诗旨。据专家考证,晋僖公即晋侯墓出土金文铭文中的“晋侯对”。据M1大墓出土的《晋侯对盨铭》《晋侯对鋪铭》显示,“晋侯对”经常“田狩湛乐于原隰”、“旨食大燔”。李学勤先生认为,“田狩湛乐于原隰”中的“湛乐”可参照《诗经》中《常棣》“和乐且湛”,“湛”可通“沈”,即《抑》“荒湛于酒”、《墨子·非命下》中的“内湛于酒乐”的意思;“旨食大燔”中的“旨食”即美食,“燔”即烤肉,铺是用以陈肉类的食器,“将两篇特异的铭文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更可证传统的有关晋僖公“俭不中礼”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从晋侯墓的整体情况看,西周时期的晋侯所享有的等级地位较低。以礼器等级为例,据《仪礼》《礼记》记载,七鼎六簋和五鼎四簋是大夫一级的规制,三鼎二簋是士在特定场合使用的礼器规制。从晋侯墓出土情况看,西周时期晋侯们使用五鼎四簋的礼器规制,其礼器等级仅为卿大夫或下大夫,晋侯夫人则使用三鼎二簋的礼器规制。按照周代的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晋国仅属于甸服小国,属于较低的社会等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晋侯的生活就一定是节俭的向雨田。《国语·晋语一》说:“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锋芒毕露造句。”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是晋侯们不想过奢侈享乐的生活,而是西周时期晋国较严峻的物质条件以及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决定了晋侯们只能被迫过着相对节俭的生活,这从晋僖公墓出土的《晋侯对盨铭》《晋侯对鋪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毛诗序说晋国士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显然是没有可信性的。
在《魏风》中,类似《诗小序》对《蟋蟀》的解释更是处处皆是。如对于描写农家女缝制衣物劳动的《葛屦》,小序称:“刺褊也。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对于描写采摘劳动场景的《汾沮洳》,小序称:“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对于表现士人讥刺时政的《园有桃》,小序认为:“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郑玄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魏君薄公税,省国用秦海睿,不取于民,食园桃而已”。这种说法尤其令人感觉不可思议。以魏国近邻倗国的情况为例,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出土了倗国国君倗伯的大量礼器,其中出土的青铜礼器组合为三鼎二簋郑光荣。倗国仅为一蕞尔小国,属于戎狄族的怀姓诸侯,其国君尚且钟鸣鼎食,而作为武王克商后分封的同姓诸侯国,魏国国君居然节俭到“食园桃而已”,可见《诗小序》等对《诗经》题旨的很多解说是不足信据的。
李学勤先生认为:“一项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2]晋侯墓的发现,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历史文化状况及文学发展情况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诗经》中《唐风》《魏风》所持的传统观点,可称得上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发现”。晋侯墓地出土文献不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学资料、考古学资料,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在该领域存在着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果能将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充分利用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既可以丰富我们对《诗经》的全面认识,也可以拓展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具有多重的学术意义。相信随着晋侯墓地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陆续公布,会有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生,必将对《诗经》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邹衡.论早期晋都[J].文物,1994,(1).
[2]吕庙军,李学勤.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J].历史教学问题,2015姜均成,(4).
[作者简介]于文哲(1967-),男,山东文登人,副编审,博士,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曹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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